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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汁報(第30期)●文創政經 【反黑箱服貿與傳媒挑戰】系列專題

 媒體不報，我們來報？

從戒嚴時代的綠色小組，到佔領國會的 iPad 直播

[4-1] & [4-2]

[圖] 當學生初闖入立法院時，現場的實況便是靠一台用拖鞋架著的平板電腦連線轉播(圖 臉書用戶 Diung Libiu 提供)

〔４－１〕

〔受訪者〕　王智章：

你說警察向民眾丟石頭，我要看到啊！

游擊的影像戰隊

綠色小組當時遇到的困境，一個是工具，另一個是怎麼傳播出去。

以前只有電視台才有辦法拍攝，機器都要上百萬，根本玩不起。我一直到 1985 年底才有辦法去買一台Panasonic 的錄像攝影機，五萬塊是我們還玩得起的價格，也比較輕巧，才有辦法用這個東西做街頭的紀錄。在之前呢，所謂的反對運動傳播只有選舉時候的傳單，再來是黨外雜誌，工具也只有相機跟筆，沒有其他。

綠色小組開創了另一條新的傳播方式。當時一天可能同時兩、三個地方在演講，自然有一些賣香腸、賣禁書與錄影帶的攤販出現。這些攤販就是跟著場子跑，綠色小組的錄影帶是透過攤販傳播出去，群眾買了就回家看。

為什麼現場電子影像的傳播很重要？那時還沒解嚴，報禁也沒解除，電視只有三台，不一樣的聲音完全不可能傳播出去，尤其是影像跟廣播，國民黨完全抓住不肯放。而我感到文字傳播力道太小，太容易被三台一面倒的抹黑，我們好像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我滿早就在黨外雜誌工作，就一直在思考。選舉是一時的，平常黨外雜誌的週刊在路邊攤，會去買的都是少數的少數，非常小眾的傳播方式。

我買錄像前，曾跟鄭文堂試拍有關礦災後續植物人的報導，後來用那個東西開記者會還滿成功的，就給我比較大的信心。1986年9月，民進黨宣布成立，接下來是歷史性的兩黨對決，我想記錄下來，所以找了林三沖跟傅島在選舉前成立「綠色小組」，定位是一個比較草根性、生態環保與進步的一個團體，跟民進黨沒有關係，理念上反而跟現在的綠黨比較接近；我們一直自我定位成一個紀錄者，也是一個運動者。那次選舉結束，本來想解散，可是覺得很可惜，剛起步，好像做出一點東西，尤其是選舉時的機場事件，幫民進黨拿了不少票。

桃園機場事件打開知名度

1986 年那場選舉，我們拍了《桃園機場事件》，大家因此認識綠色小組，也知道我們是站在社運團體這邊。有街頭運動，我們幾乎都會到，因為街頭上都是熟面孔，很容易就打成一片，在群眾裡面，我們受到他們的幫忙與保護，有些還不錯的記者也會幫我們，給我們消息。520 農運那次，整個大封鎖，我們拍到一段非常珍貴的畫面，趕緊把這個黃金帶子從機器裡面推出來，萬一我們被抬走就沒了，所以要交給電視台的記者，類似種種都需要考慮，器材又非常重，非常辛苦的。假使有上南藝大綠色小組的資料庫看我們當時拍的影片，晚上都是「暗暝濛」（閩南語黑暗之意），我們又沒錢買燈具，只好很克難的連結兩台摩托車的電池，那已經夠重了喔，充飽以後，只能用十五分鐘，所以我們拍晚上活動，常常不曉得該不該開燈，因為只有十五分鐘，不知道活動還要撐多久。但還是得紀錄，只好紀錄，畫面好不好不重要。

我後來想，除了賣錄影帶，還有沒有可能做到其他的更好的傳播管道？ 520 農運時我們做了一個嘗試。剛說台灣當時可能一天同時有兩、三個地方舉辦選舉場子，生意人一定去最大場，但影像不應該只在都會裡傳播，所以我們買了一台投影機，那時投影機很笨重，你想像不到的，一個機器要兩個大人搬，然後找一個攤販，跟他商量，給他月薪，請他到我們指定的場子去放，他一樣可以賣，賣得錢還是他的，希望能傳播得更遠、更深入鄉間。 520 是農運嘛，這是我們用心的地方。

小組貼紙成為獨立紀錄者護身符

1987 年底，運動現場拍得人比較多，有些是個人單機作業，因為群眾不認識，在那個年代，大家真的會覺得匪諜就在你身邊，群眾裡面有很多「廖北阿」（台語，告密者）的感覺，所以他們會來要綠色小組的貼紙，就安全了。

1989 年，有一次選舉，本來想做「ENG聯盟」，希望全台有在拍的人，大家來好好商量一下，台北由綠色小組來佈，桃園、台中與高雄都有人顧，那時高速公路已經有了，我們算了一下，一部車，傍晚開到高雄交流道拿南部拍的帶子，一路上來台北，綠色當後製中心，影帶剪接完成，再由這部車子反方向帶回去，他們就可以在各個服務處放。

很可惜 ENG 聯盟後來沒有做起來，但在製作上有一個新的突破，在比較大的事件，譬如學生佔領立法院，我們先做一個新聞快報，而不是剪接成影帶，因為我們覺得這比賺那個錢重要，剪好以後馬上拷貝，那時拷貝都是地下工廠拷貝，要想辦法去突破，趕快把這東西剪好，然後送到各個服務處去，像宜蘭後火車站那邊有很多排班計程車司機，都熟悉了，他們就說好，下一班誰，今天就送過去了，大家都是這樣的狀態。

其實傳播抗爭影像不是綠色小組幾個人就可以做起來，太多人在後援補給，一起把事業做起來。到後來，這些據點與服務處，只要聽說出了大事，不用問我們，宣傳車就出去廣播，明天來服務處看綠色小組的帶子，我們可以做到三台今天晚上新聞播，我們明天晚上播。

電台開播戳破公部門謊言

至於綠色電視台，是這樣。解嚴以後，報禁開放，但國民黨對廣播與電台抓得很緊，就是不願意放，因為它們的影響力比報紙更可怕，報紙你還要出去買，但電視家裡打開就可以看得到。他們的理由永遠是沒有頻道，他想說這樣講，你就不能證明什麼。這個議題每到選舉一定拿出來炒，但政客都嘴巴講講，沒有人實際行動，我們默默弄了一整年，完全沒有人知道。

1989 年，尤清第一次選台北縣縣長，如果拿下，很有象徵性。我們就把電視訊號的主機平台用漁船走私進來，很小，然後一個天線，你很難想像就那麼簡單，試一下，可以用。雖然範圍很小，大概就兩公里、四公里，但象徵意義比較大。我們就跟民進黨談，他們嚇了一跳，商討後決定在選舉總部放，開播前，宣傳車出去宣傳就說，台視、中視、華視再喀一下就是綠色，我們的平台就設在那。

選舉前三天，開播記者會，直播一出去，電話一直進來，收到了、收到了，國民黨很詐啊，十分鐘後大停電，但是問題不大，因為民進黨也玩成精了，早就準備大台發電機。可憐的是附近的群眾沒電視可看，於是附近賣電器的就把裝電池的電視擺在店門口，大家一起看，不可置信，爽得要命啊，我們故意把一台電視擺到廣場去，真的有開記者會的畫面，真的沒有牽線，在那個年代，做那樣的突破，相當困難。選舉結束，綠色電視台就玩不下去。事實上，國家第二天就來抄，但它一來，我們就拍了傳出去，等於現場轉播。在那個年代，象徵意義重大，我相信，因為綠色電視台才戳破國民黨沒有頻道的謊言。

影像力量遠大過文字傳播

影像對於運動發聲的力量很大，畢竟看影像的人比看文字的多，也比較普遍。另外很重要，（電子）影像常常是大家一起觀看，渲染性比較強，大家不會一起看報紙嘛。而綠色小組從來沒說我們是客觀的啊，我們的帶子一直鼓勵大家造反，旁白很有渲染力，尤其我們拍的又是電視台不播的，黨外雜誌文字敘述歸敘述，我沒有看到啊，你說群眾丟石頭，警察也回丟石頭，那又怎樣呢？綠色小組就給你警察丟石頭的畫面，觀眾當然爽啊，力量在這裡。

現在反服貿運動立法院議場裡面的訊息，外面的人是不是很想知道，電視台拍了幾個畫面，就這樣而已，但類似這樣的東西，我們從頭到尾直播出去，絕對有人想看，大家怎麼會不想看？每當有這種抗爭與大型事件，大家想參與更多，主流媒體提供的絕對不夠，而且現在人不會百分之百相信，更想知道真相，所以第一手資料出來，大家最喜歡了。

拿攝影機站在政府的對立面

綠色小組有他的時空背景，就是要站在政府的對立面，所以我們沒有太多掙扎，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新聞，客觀平衡，從來不是這樣；我們的成立就是站在對立面，因為你不公平嘛，他報那邊，我就報這邊，假如你要去了解那時真正的狀況，最好去看三台和綠色的，兩邊都看。現在的話，我覺得不應該只是這樣。但我還是要強調一點，你可以用你的觀點去處理，不用理那套，什麼新聞倫理，沒有這樣一個報紙、一個電台，騙人的。

至於傳播速度，當時不像現在，所以我很冀望現在好好利用人手一機的數位時代，看怎樣玩得更好。野草莓也用過嘛，去年我在一場講堂，有同學問我，我說我不知道，這東西你們比我更熟悉，我不會玩這些數位的東西，但你們每個人都是一個電視台，拍了就可以馬上出去。反服貿運動的團體倉忙成軍，但有發言人，也應該要有一個新聞發布中心，編輯發出的訊息，慢慢往這軌道去做。以前野百合，也是一開始亂、亂、亂，漸漸上軌道，現在那麼方便，一台電腦就可以搞定，這是可以努力的部分。 

蹲點深耕才能拍到好東西

當然我也希望，不是只有抗爭才玩影像，其實有些運動需要長期紀錄，才看到力量。舉以前的例子，後勁反五輕是好幾年的抗爭，同事蹲點一整年，收了一個徒弟，之後交給他拍。對影像紀錄有興趣的人，我建議跟得緊、跟得久，才能建立起良好關係，拍到好東西。戰地記者羅伯‧卡帕（Robert Capa）說了一句名言：「如果你拍的不夠好，是因為你靠的不夠近。」

現在政府與人民學生對應很不一樣，以前不理你就是不理你。我放下攝影機也一陣子了，能說得有限，大致描述過去的狀況。

2009 年莫拉克風災以後，我跟李三沖去嘉蘭拍了三年，我們把綠色小組的東西放下十幾年了，再回去那邊，剛拿到數位攝影機，根本不會用，電腦我們也是白癡，上傳第一部影片還是跑到網咖去傳，反正那時災區很亂，我們也一邊摸索，這兩、三年持續不斷的將「嘉蘭報告」上傳到公視「PeoPo公民新聞」，將近一百部喔。這是一個新的傳播方式，非常多在外的台東子弟關心家裡，可以透過這個東西看到。累積以後，也能看到整個重建的過程，而非三年以後再來剪接，那是不一樣的，種種時空因素，可能有不同的觀點，做不同的解釋。傳統方式是到一個地方待很久，最後剪出一個長片，但想賦予它一個比較接近運動的精神，紀錄者要思考，現場紀錄累積以後具有檔案的意義，這可以說是綠色小組精神，也是為什麼綠色小組定位自己是一個運動性的錄影團體的原因。

我相信影像在運動中扮演的力量。第三世界革命政變，為什麼第一個要成立電台？有發聲權嘛。反服貿運動為什麼可以快速地集結這麼多人？以前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啊，宣傳出去跑破頭，也只能跑那幾條街，現在都不需要啦。

〔４－２〕

〔受訪者〕　鄭文堂：

媒體這麼開放，為何我們還跟30年前一樣看不到真相？

●採訪整理／王思涵

1980年代，綠色小組面對的是戒嚴很明顯的控制，所以很純粹、直接的需要有我們發聲的管道，我們要有自己的電視台，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，我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。2014年，一樣被控制，只是現在這個控制是無形的，表面是民主、開放與自由，電視台多了，遙控器轉的平台多了，但它還是受電視台的新聞編輯主控。這才有趣，為什麼相隔30年，需求還是存在？

當時什麼東西不能拍？非官方觀點的都不能，不要說政治，即便是社會的痛苦面都不可以，健康寫實的時代，什麼東西都是欣欣向榮，一切都是好的；社會底層的黑暗面都沒辦法講，像雛妓、原住民勞工被剝削、老兵無法返鄉等問題。 

礦災現場的震撼教育

舉個例子，綠色小組還沒成立前，因為我學電影，又在廣告公司工作，有機會借到攝影機，而且我會操作攝影機，我注意到一件事情，為什麼1984年梅山煤礦跟海山煤礦發生那麼大的礦災，電視台只會提礦災發生，多少人罹難，這些人沒有名字、沒有內容、沒有血肉，他們完全沒有畫面，不被看到，這些人好像數字，那時我就拿著攝影機去海山。

那個年代攝影機很少，基本上都是記者才有，所以我進去很容易，如入無人之境。來到礦區的口，煤炭車運上來都是屍體，那個震撼......我是學電影，從來沒看過，只看過美國人拍《礦工的女兒》。屍體運上來一個一個排著，因為發生礦災前剛發薪水，所以礦工是帶著薪水下去的，抬上來的時候，大家要把他們口袋的東西拿出來，就放在屍體上面，幾張鈔票在他胸口或頭旁邊，我是拍電影的人，我知道影像的震撼在哪裡，微薄的薪水，一條命就沒了，親人在隔離線外哭，因為還不能讓他們進去，都是阿美族的。

當時還沒有綠色小組，我沒有發聲的管道，因為認識王智章，我們就說要想辦法這東西弄出去，跟現在很像，但現在有網路啊。後來我們透過黨外立法委員，剪了15 分鐘的影片在立法院辦了一個公聽會，請第一任民進黨黨主席、也是另一位黨外立委江鵬堅幫忙，大家很震撼，但只有自立晚報報導，主流媒體還是不會。

那件事情過後，我們開始醞釀應該要有一個組織。後來陸續追蹤事件，還跑到馬偕醫院訪問家屬，因為有些人沒死卻變成植物人，更慘。（在醫院拍攝時）我們還被警察追，因為第一次有媒體跑到病房訪問家屬，而且我們已經開過公聽會了，他們當然很緊張。

既然需求一直都在，為何綠色小組還是在1990年代解散？

第一，拍得人愈來愈多了，後來綠色常上《自立晚報》與《人間雜誌》等媒體，變成一個重要標的。可是街頭運動不斷，需求量很大，自然有其他團體出來，像是「玉山印象」與「文化台灣」等新的反對運動的媒體，百花爭鳴，這其實還是有市場的問題，因為要賣帶子，看這個錄影帶的人多是關心海外政治的人。

綠色小組在當時沒有什麼偉大的通路啦，只有兩種。第一，找訂戶，跟報紙一樣，綠色小組後來變得很有名，有些訂戶，譬如一個月付五百塊，我們固定提供一支帶子，因為大部分都是支持者，不在乎太貴，對，有點像是粉絲團。第二，很大衝突的帶子就賣很好，像 520 農民運動，噴水，很多人被沖散，很激情，那支帶子大概可以賣到一萬支，而且盜拷一堆，太夯了。印象中，一支帶子是三百塊，批發商是排隊在買，因為那時黨外演講很多，像現在外面很多人賣香腸，都在賣錄影帶，買的人都是一般中產階級的民眾。你看那個多活絡。有時檢總會到製作位置來抄，跟黨外雜誌一樣，只是一個是文字，一個是影像。

書面文字有一種深刻的東西，大家會去看鄭南榕或誰的評論；影像是因為刺激，真實啊，他需要這個東西，電視台看不到，他需要看到真實那一面。

這很有趣，雙方衝突的時候，從台視、華視到中視看到的畫面都是透過鎮暴警察那面看著民眾，就看到民眾在丟石頭，綠色小組等反對運動的媒體都是站在群眾那面，群眾會保護我們，他們會說：「這綠色的！」「這阿堂！」「這自己人啦！（台語）」其他電視台也可以來，只是會冷言冷語說：「這華視的，攏軍方的啦！（台語）」就像現在也會說中天怎樣，一樣的意思，敵我分明。

綠色小組一開始沒什麼章法，就一種熱血沸騰，後來因為市場的考驗，加上不能一直拍同樣的東西，就會開始去設計片頭，例如一個電影開場，也會有主持人，朝那方向走，也因為市場關係，必須滿足新的觀眾，他們不能再看同樣的東西，一直看打來打去，因為衝突就那幾樣，噴水、丟催淚瓦斯啊。

所以電子媒體的出現在反對運動中很重要的是呈現那個衝突的真實、人民的視角？

對，綠色小組真正被那麼重視，兩個元素，一是民眾的觀點，它可以拍到一些民眾的聲音，民眾不是暴民，第二，它可以看到真實衝突的那一面，怎麼樣被沖水、黑道跑進來打人。三台不會拍這個，他拍也只會拍「暴民」，而不會拍黑道介入，三台出現的畫面都是民眾怒，咬著檳榔跟對方罵那個影像，告訴觀眾，都是這種。跟這次媒體去拍喝酒，一模一樣，本質都沒變，所以那個需求還在，驚訝的是說，經歷這麼多年，大家的需求還是一樣，不信任主流媒體，信任自己的觀點，他寧願信任網路上拍得一段，也不會信任一個主流媒體所拍得東西，民眾跟官方中間的鴻溝一直存在，這次真正告知大家訊息的都是學生所拍出來的東西，大家相信這個，即便三立也是，大家頂多去比較這台那台有講到哪裡。

（時代轉變）的基礎在於現在媒材使用方便，會操作這些基本的器材跟使用工具的人愈來愈多，觀念到那個程度，自然會有人使用，傳輸也快。這次的例子很明顯，只要一個iPad，具備操作能力，就能夠把即時訊息傳送出去，就有一個真實。網路世代的年輕人相信靠自己的手機，他已經不習慣坐在家裡跟父母看電視新聞，他寧願看他的同儕拍得東西。很有趣，我自己也是這樣，幾乎不再看電視。

鞏固民主　媒體是指標

台灣從開放民選總統開始到現在差不多20年，基本上算是新興民主的國家，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鞏固。反服貿會這麼多人站出來，因為感覺民主被破壞。台灣離民主鞏固還有很長的時間，媒體是很重要的指標，現在只是開放，但不優質，所以大家不信任，不能怪民眾。媒體不會自然變優質，一定要壓力，像這次事件就給主流媒體很大的壓力，媒體開放，綠色小組貢獻一部分的力量就是讓媒體至少面對民眾不信任，告訴他們，再不開放，沒有人看三台，都是老觀眾。一樣的問題，即便主流媒體這麼多了，號稱藍綠都有，可是民眾一樣不相信，寧願相信一台iPad，或一個年輕人用手機拍下來的訊息。

現在最大的轉變是東西很短，各式各樣的觀點都有，每個人都發很短的訊息，很短的影像，認真一點的人就從各式各樣很短的觀點找到平衡。綠色小組還是紀錄片的方式，拍再長的東西，人家也看得津津有味，舉例來說，《沒有政府的日子》講李長榮化工偷排廢水造成居民烏腳病的罷工事件，我拍了一百多分鐘，那片賣得還不錯，因為第一次有一記者跑到化工廠的社區那麼久，每天拍阿嬤做手工顧工廠門口，不讓原料進去，我現在看都覺得為什麼拍這麼慢，那個年代只能做那件事，現在不同，那些東西拿來，沒人要看，太長了，其實只要剪成短片就知道全部的故事。

當時是以創作者的觀點講故事，現在則比較個人化？

對，那個年代要操作攝影機即便對警察來說都是專業人士，現在不是，拿著手機，大家都在拍，沒有專業人士的概念，即便你假裝很專業，人家也不覺得你專業。

當每個人都有詮釋發聲權，對運動者推訴求會有影響嗎？會，像現在反服貿運動的狀態比較娛樂化，打卡啊，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，美好多元的東西一貼上去，網友夠多就會傳，所以有淺碟化、娛樂化的狀況。是好是壞？我不知道，但是運動比較難聚焦，比如反服貿的策略與目標是什麼？各說各的。

這可能也沒辦法，每個人都有他自主性的論述，我個人是朝好的方向思維，也好，不用那麼民粹，他有他相信那面，他會選擇他的社群、有些人覺得不需要了解太多，只需要了解為什麼不爽，那也很好啊，因為不爽站出來，不一定要了解服貿的條例吧。各種意見都可以，不一定要理性分析，反一個條例就要把它讀清楚，我個人不覺得是這樣。其實這次這麼多人，就一個道理，不爽，以及覺得政府太超過，拜託，今天不是開一個雜貨店，而是一個國家的貿易。

現在網路訊息完全是雪花般的碎片，對參與者的影響比較大，參與意願會受很多枝微末節的東西影響，譬如它在網路上看到三個人貼文說不用去啦，不知道現場在幹嘛，他可能就會受影響；但組織者不會受這麼細膩的東西影響，頂多有件事洗版洗到一個程度，共同討論。

[圖] 台灣當代電影劇情片與紀錄片導演、也是第50屆金馬獎評審的鄭文堂，是當年的綠色小組成員，此次也參與了「反黑箱服貿」抗爭運動。（攝影／洪健倫）

現在的運動組織跟以前有什麼不同？

我認為本質一樣，但1980年代，組織不多，現在 NGO 小但多如繁星，以前工運農運都跟政黨掛在一起，跟反對黨關係比較密切，大家站在一個同盟，甚至人是流通的，現在政黨不夠好，大家不願意相信，最大的質變在這裡。 

組織多如繁星是好的，我還是非常鼓勵年輕人進入群體，成長很快，不管對理念或人際網絡，都很有幫助。我後來加入勞陣的原因是我一直在拍人家的痛苦，拍久會無力，想去幫助，放下攝影機，變成一個工運分子，自己下去做，進入組織，所以我有這個性格，我今天的描述也是，變成一個組織才有辦法影響人，讓人家感動，而不是攝影讓人家感動、不是一直在拍人家。攝影可以召喚、可以說明，但就是一個工具，你永遠是一個旁觀者。

坦白說，綠色小組跟反對運動是站在同一陣線，沒有什麼客觀，拍紀錄片是站在工人、農人或資方誰的觀點差很多，一開始就要很清楚：我的顯像站在那邊，沒什麼好逃避。本來，影像就沒有什麼客觀。現在民眾也有各自的觀點，那是一種零散的真實，比較成熟的網路使用者會自己分析，大部分的人沒那麼多時間，看一、兩篇同儕貼的東西就相信了。反服貿運動是這個年代極致的狀態，以後怎麼發展不知道，但所有人使用文字與影像的編輯能力已經到達極端了，每個人是藝術家、觀察家，也是行動指導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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